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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高增长
 
  发布时间:2018-01-02 14:49   来源:网络整理
 

如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所说,“青春是一场远行,回不去了。青春是一场相逢,忘不掉了。青春是一场伤痛,来不及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亦然。

中国经济似乎已走过健壮的青年阶段:体力下降(增长速度需要调整)、不能透支体力(危机后短期靠基建推高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不能急补(政策刺激的后遗症明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短期有效,长期负面作用明显,以资产价格泡沫和产能过剩为代表)、需要中医调理(降低增速,调整结构,加强社会管理,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激发中长期增长潜力)。

供给与需求:进退维谷?

30余年经济高增长,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从供给层面看,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高企是总量的、中长期的问题。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越来越明显。创新能力不足和生产效率低下是中观行业和微观企业的问题。

从需求层面看,消费正在经历反危机后的下台阶。出口无疑难以回到高增长,而制造业的投资减速和房地产投资系统性地放缓会压低整个社会投资的增速,基建投资难以只手擎天。从财政金融政策层面看,广义货币/国内生产总值居高,货币对应的增长并不匹配,通胀随时可能复发,加杠杆空间十分有限。截至2012年末,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达9.3万亿元,已超过2012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5倍。其中,共有3.49万亿贷款将在未来三年内到期,占全部平台贷款余额的37.5%。考虑政府换届可能产生新的投资冲动和较大规模投融资需求,平台贷款总量控制面临较大挑战。

现实的症结是,如果从供给层面入手,增加产出,提高效率,那产能过剩问题就无法解决。从需求层面入手,对于外需,我们无能为力;对于消费,我们受制于收入低增长、贫富分化和奇高的房价;而对于投资,房地产和基建是一剂灵丹妙药,但不能长期服用。投资的低效率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泡沫与风险是明显副作用。进退维谷、上下两难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困局。

产能过剩需要市场化的出清,别无他法,只有像90年代那样大刀阔斧式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低效率国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置之死地而后生。最紧迫的制度变革包括:1.赋予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公平机会和公平待遇,放松管制,保护民营资本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收入,激发民营资本投资热情;2.缩小贫富差距,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消费弹性;3.土地部分市场化,国企进一步私有化,释放土地和国有股权市场化带来的增长潜力;4.允许居民自由迁徙和居住、工作,这需要人口政策和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品的跟进。

加杠杆有无空间?

一个经济体要扩张,动力来自企业、政府和个人的扩张,从目前的情况看,企业和个人加杠杆空间有限,地方政府几乎没有进一步加杠杆空间,只有中央政府似乎还有空间。

企业部门扩张空间受限。横向对比,中国企业负债水平相比全球主要经济体已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日韩泰等也明显偏高。按照“保增长”要求,中央企业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国企仍将依赖债务维持扩张,充当企业扩张的急先锋,尽管这样的扩张已经变得越来越吃力。前四个月金融数据的“热”与经济的“冷”之间的矛盾,应有国有企业的因素。国有部门占据的大量资金,有部分是用于债务自我膨胀的缺口,而这不具有生产性,而是在延缓和累积风险。如果盈利前景不改善,加杠杆的空间有限,企业盈利能力堪忧。

企业负债水平处于高位。2012年末工业企业负债/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6.13%,高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峰值82.18%,房地产企业负债/名义GDP达到52%,创出历史新高。年末工业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负债合计/名义GDP约为138.13%,显示当前企业负债率已处于高位。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企业亏损增加,则资产负债率将被动上升。

财政负担渐沉重。政府的综合负债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的内外债、地方政府债务、以养老金缺口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三个部分。如果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及其转化存在的或有负债、政策性金融债纳入,2012年政府综合负债率可能高达70%~80%,已明显高出国际警戒线标准60%~70%。在税收收入增幅回落,“非税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新支撑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加杠杆空间显然受到抑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萎缩、旧账隐患巨大,土地财政的模式遇到瓶颈,地方财力受到明显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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